工業技術研究院

我第一次因為新冠肺炎而感到恐慌，是在1月的某天清晨。正準備送兒子上校車的時候，突然收到一封他的小學寄來的電子郵件，主旨寫著：「重要資訊：請立刻閱讀。」這才發現，他有個老師的父母親最近從中國大陸回來，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成為新加坡的案8與案9，而這位老師正在進行居家隔離中。

新加坡是最先爆發疫情的國家之一，但過去幾個月逐漸從疫情熱點轉變成抗疫模範生，在病毒侵略各國之際，頑強地守住陣地，讓人看了一會兒放心、一會兒憂心。

歐美國家初期將焦點放在中國大陸防疫不力，指出中國大陸採取專制政權，才會隱瞞武漢爆發疫情的嚴重性，釀成現在的人類浩劫。但隨著疫情擴散，大家也漸漸發現，歐美民主國家同樣處理不當，導致原本或許可以避免的疫情慘重。

然而，拿新冠肺炎來檢驗自由與獨裁體制孰優孰劣，不但奇怪，也沒有太大意義。大家應該要做的，是向防疫有成的國家學習，也就是亞洲幾個技術官僚主導的先進民主國家，包括日本和過去俗稱的亞洲四小龍。新冠肺炎突顯出歐美國家的公共服務缺失與政治分化，反觀香港、日本與南韓的危機處理成效較佳，而新加坡與臺灣目前更成功控制住疫情。

向經驗學習

經驗是最好的老師。地緣政治思想家科納（Parag Khanna）表示所謂的亞洲「技術型政體」，2002年初都曾經爆發SARS疫情，之後也傳播過規模較小的傳染病，例如2009年的H1N1流感。這些經驗在當時固然學得沉痛，卻有助於日後政府思考該如何因應危機，擬定疫情管理計畫，囤積必要物資。臺灣備貨數百萬個口罩、防護衣與N95口罩，準備供醫護人員使用，同時為民眾提供數千萬個口罩。

各國也建有新的治療中心，去年才剛開幕的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即是一例，院裡共有330個病床，離我辦公室只有10分鐘車程。我有個朋友先前到歐洲旅行時染病，在回來的班機上開始出現症狀（新加坡的案113），結果3月在醫院待了幾個星期。他起初被帶到中心篩檢，據他的說法：「裡頭很像世界末日的場景，大家都穿著塑膠防護衣，戴著超大的護目鏡和口罩，房間裡都是塑膠隔間。」他篩檢後回家隔離，等待結果。幾個小時後，電話響了。「他們說我的檢驗結果呈現陽性，」當時已經是3月底，他還在中心隔離，他回憶道：「救護車20分鐘後會到，你趕快準備行李。」

正如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在1月初所說，因為SARS的經驗，亞洲國家深知迅速採取行動的重要性。他說這番話當時，各界還只說新冠肺炎是「不明肺炎」。民眾搭機從中國大陸疫區到其他亞洲國家，依規定必須量體溫。隨著疫情愈來愈嚴重，班機陸續取消，國境也完全封鎖。雖然並非每個國家都採取同一種防疫模式：香港與日本一開始便下令學校停課，新加坡則照常上學，但所有國家都迅速行動，由專家統一執行因應措施。

此外，科技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防堵疫情擴散，中國大陸大規模部署侵入性監視措施，要求科技龍頭業者追蹤與監督幾億人口。新型應用程式激增，其中最著名的是「支付寶健康碼」，會根據用戶在該公司登記的個人健康狀況，給予綠色、黃色或紅色的評等。這款程式會將資訊提供給中國大陸警方與其他主管機關，等於決定了誰必須居家隔離，誰又可以照常出門。

反觀亞洲民主國家往往採行較基礎的措施，監管疫情的工具只有手機、地圖和資料庫罷了。新加坡採取接觸追蹤系統，由政府人員組成疫調團隊，統一追蹤與聯絡可能感染的民眾，效果令人傾羨。接到他們的電話可能有如晴天霹靂，前1分鐘還事不關己地在公司上班，下1分鐘就接到衛生部的電話，禮貌地提醒你說：你幾天前曾經搭過計程車，司機後來染病；或說你上餐廳吃飯剛好坐在感染者旁邊。接著對方會嚴正請你立刻回家，進行居家隔離。

能做到這樣鉅細靡遺，是因為每個感染者都會接受疫調人員長達幾個小時的詢問。「他們好像在拷問一樣，我旅行的所有細節都要知道，每天做了什麼，每分鐘又做了什麼，」我朋友說：「包含我去了哪裡？坐了什麼計程車？我跟誰在一起？又在一起多久？」疫調過程雖費時費力，但成效有目共睹。截至3月中旬，新加坡約有250名確診病例，近半數都是接到政府電話才知道自己有染病風險。

南韓的篩檢制度也同樣有效率。1月時，南韓要求國內藥廠合作，共同研發篩檢試劑，後來更擴大規模普篩，讓主管機關得以控制住疫情。到了3月底，南韓總共篩檢了約30萬人，跟美國的篩檢人數差不多，但南韓的人口數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

說清楚講明白

透明化是另一項防疫要素，不過這點在亞洲的專制國家可能就不明顯。不可否認的是，日本與新加坡等國早期爆發疫情時，媒體的報導相對節制且強調尊重。歐美國家卻不同，以英國來說，在媒體大篇幅報導之下，防疫措施的細節無一不受到各界放大檢視，連政府可能希望低調處理的措施也無所遁形，例如在倫敦海德公園興建臨時太平間的緊急計畫。

儘管如此，亞洲能有更好的抗疫成績，原因之一在於政府不斷對外溝通。新加坡在媒體陸續刊登全版宣傳，包括早期曾呼籲無症狀民眾不要大量購買口罩，避免有需要的人買不到。臺灣與南韓則提供民眾可靠而公開的數據，並在社群媒體定期發布疫情簡報。

眼見疫情日益嚴重，我決定搭飛機回美國一趟，心想應該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回不去。來到樟宜機場，還得先經過一關又一關的體溫檢查站和熱像測溫儀，才能出境。

在美國的那星期，我的WhatsAPP每天約3次會收到新加坡政府的疫情動態更新，包括新的確診病例，政府又如何處置等等。

之所以會強調資訊開放，也是從先前危機學到的教訓。無論是SARS肆虐期間，還是2015年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南韓等亞洲國家的政府一度隱瞞資訊，破壞民眾的信任，因而飽受抨擊。
各國似乎從中得到教訓，這次政治人物與公衛專家頻繁公布最新狀況，認為這樣能更有效避免假訊息滿天飛。

不過這並不是說，這些國家能因此交出100分的成績單。之前停靠在橫濱的鑽石公主號，就是日本防疫出現重大紕漏的例子。日本事後跟美國一樣，頻頻遭各界質疑為什麼國內缺乏篩檢設備。

香港之前才經歷街頭抗爭行動，民眾對政府的執政信心降低，所以政府這次也被罵得臭頭。但香港民眾居家隔離的意願相當高，原因可能不是大家都乖乖聽政府的話，而是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因應危機。

從香港和民主體制下不乏喧鬧聲音的臺灣可以看出，亞洲國家能成功抗疫，並非民眾不像義大利和北美的民眾重視自由，所以願意服從政府指令。

這樣的觀念容易讓人聯想到針對儒家文化的爭辯，過時而又涉及種族歧視。包括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內的思想家，曾說儒家文化講究階級與秩序，往往認為和諧比競爭重要。這跟有人說新冠肺炎是「中國肺炎」或美國街頭的反華事件暴增一樣，這樣的思維無濟於事，沒辦法解釋為何有些國家的抗疫成果就是比較傑出。

準備工夫是關鍵

2019年10月，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一篇長報告評比各國的流行病防範能力，美國排名第一，英國與荷蘭居次，而日本與新加坡則分別名列第21與第24名。姑且不論這份排名的衡量標準，此時看來可說是錯得離譜。

亞洲有許多政策都證實奏效，例如中國大陸迅速興建醫院、南韓大規模篩檢、新加坡採接觸追蹤制度與訊息公開透明等等。反觀應該具有這些優勢的歐美國家，政府卻無法如預期快速因應疫情。

防疫模範國家有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不是民主體制，它們都有能力堅強的技術官僚，大致上沒有被黨派分裂所拖累。讓公衛決定政治，而不是政治主導公衛。

隨著疫情逐漸蔓延到亞洲其他國家，將可能看到無法做到這點的殘酷下場，尤其是國家能力薄弱的印度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這些國家企圖跟其他先進經濟體一樣封城，但即使能夠減緩疫情擴散，沒有健全的醫療保健體系依舊沒有用，更何況像其他亞洲模範國家採取篩檢與接觸追蹤的制度。

等到疫情危機過渡到接下來幾個階段，重點將轉為如何因應嚴重的經濟衰退，亞洲的防疫優勢屆時可能就相形失色，因為許多歐美國家在2008年經過金融海嘯的洗禮，在這方面更有經驗，英國與美國等西方政府目前已經公布可觀的經濟刺激方案。但不可否認的是，歐美的自由國家辛苦走出當年金融危機的同時，卻忽略了必須建立起公衛與大流行病防範能力；亞洲國家則是默默培養實力。

新冠肺炎有如一場考驗，最先進的國家原本應該游刃有餘，表現卻明顯不及格。這點尤其打擊美國的全球名聲。2014年歐巴馬執政時期，美國曾經率領各國一同對抗西非的伊波拉疫情。如今過了6年，川普連在美國坐鎮指揮都有困難。而中國大陸已經抓到這個機會進行大外宣，暗示專制制度才是治國王道。

此次疫情如果最後得出這樣的心得，恐怕是錯誤示範。真正的重點應該是，全球各國出現新的陣營界線，一派國家懂得長期規劃、果斷行動、投資未來，另一派國家則是力有未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