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技術研究院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我主要是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雖然大陸、台灣、香港有很大的分別，但在過去20年，在世界上、經濟上都有相當的發揮，這其中道理何在？其次我想分析一下，這三個地方為什麼會崛起？最後則是將來台灣和大陸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況，我們台灣將來又有些什麼展望。

從面積來看，大陸約是香港的一萬倍，大概是台灣的30倍；人口上大陸是13億人，台灣是2,300萬人，香港是700萬人。從政府的立場來看，大陸是1949年成立的共和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台灣是1911年成立的民主共和國，現在已經普選；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回歸中國，變成特別行政區，是部分民主化的體制。

從經濟上來看，大陸是以製造業、農業為主，又有很多天然資源；台灣現在已經變成靠技術為主的工業來成長，從農業經濟變成技術經濟；香港則主要是靠商貿以及服務業。從社會發展來看，根據聯合國公布的HDI（人類發展指數），大陸是0.663，世界排名89位；台灣是0.868，排名第18位；香港則是第21位。從以上面積、人口、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比較，可看出中國、台灣、香港的確是很不一樣的。

中國政府的一黨專政是很特別的體制。他們有五個頭，主要是黨，然後分五塊，一塊是政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協商的機構，沒什麼真正的權力；一塊是政治局（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這是黨的部分；一塊是國務院，是行政單位，真正在做事情的；一塊是中央軍委（中央軍事委員會），這是獨立的軍方單位；最後一塊是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立法方面的事務。

中國政府是很龐大的，但這些機構都要聽黨的意思，中國共產黨大約有七千萬個黨員，基本上單位負責人都是黨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很特殊的政黨，而且這項條文是明文記載在他們憲法裡的。

由於人口數的關係，在人均所得上香港是最高，大約接近三萬美元，台灣是17,000美元左右，大陸是3,700美元左右（2009年）。另外大陸的外匯存底現在是世界第一，大約2.64兆美元，第二名是日本，台灣則有3,800億，香港排名第九。

所以從經濟的發展立場來看，中國人不管在大陸、台灣或香港，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是越來越高的。而大陸、台灣、香港為什麼能做到這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時候到了」，因為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使得我們能夠因為這個時勢到了而崛起。

全球化的三要素

全球化要從三個方向來分析：技術化、國際化、民主化。而中國人在這三方面，已經經過三千年以上的培養，擁有充足的經驗。先講技術化，早在4,700年以前，中國已經有文字；2,200年前，秦始皇則統一了度量衡，這就是共同標準，之後的指南針、造紙、火藥等，也都是很重要的成就。到了20世紀的資訊社會，最重要的就是積體電路、電腦的使用，而台灣人對於電子技術、電腦技術的改良，更是直接影響到全世界資通訊產業技術化的發展。

從國際化來看，中國漢朝時就有張騫、班超出使西域，開通絲路；唐朝時又有玄奘法師到印度取經，是我們接受世界文化的開始；後來還有明朝的鄭和下西洋，顯示中國人很早就有國際化的觀念。到了現代，大家到北美許多大城市，中國城裡都是廣東人；到泰國、越南則是講潮州話就會通；到歐洲的匈牙利、波蘭就要會講浙江話，因為很多青田人、溫州人在那裡開飯館或百貨公司。中國人就像穿越者，他們很早就到國際上去努力了，所以中國人對國際化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最後是民主化，從周公、孔子到孟子，我常覺得沒有人講民主理念比孟子講得更多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百姓第一，政府第二，皇帝最後。當然我們一直是皇帝統治，直到百年前孫中山先生革命成功，建立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共和政體，所以中國人對民主化是不陌生的。

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

再來講一些比較詳細一點的觀察。中國大陸說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什麼是中國特色？鄧小平說：「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毛澤東只要紅（共產主義），專（專家）無所謂，所以他不注重專業。等到鄧小平上台，他是不管紅或專，只要對中國有幫助就是好，幫這些專業人員平反。

「摸著石子過河」，就是他也不知道怎麼走，這個國家這麼大，人民那麼窮，有什麼辦法讓大家有飯吃，有衣服穿呢？只有一步一步看吧！這是務實的辦法。然後「發展是硬道理」，在1980年代末期時，有人對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有疑問，所以鄧小平在深圳發表演說，「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不能改變的。這句話到現在為止還是他們的指導思想。

　所以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並行。他們其實不是完全奉行共產主義，很多地方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只要對發展有貢獻的就用，無所謂國家資本、民間資本還是國際資本。所以大陸有很多公司看不出是國營、民營還是國際公司，實際上大部分的公司，50%的資本是國有資本，一部份是民間資本，一部份是國際資本來參與。

中國的長處在於，他們有個很龐大的政府組織去做事，而且他們事事追求卓越，假如他們要發展某一種科技的話，從中央、各省、各市、各部會，各學校都可以去幫忙發展；他們還有很大的國內市場，而誰有市場，誰就可以寫市場的規則。然後他們現在在世界上已經有很高的地位、成就，所以他們也有了信心，就是can do，要做什麼他可以做的到；can wait，假如今天不要做的話，稍微忍一忍，這個問題太大了，現在不要解決，或是解決有困難，就晚點解決。

最後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他們現在慢慢曉得說，中國的文化遺產是一個很重要的寶物，所以這幾年會突然間看到很多孔子學院，很多人在講儒家思想，這些都是中國的長處。

製造業如何走出困境

現在我們說產官學研要合作，好像是很理所當然，其實這觀念是台灣經過幾十年所培養出來的，產、官、學、研，這裡頭每一個機構都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任務、不同的定位，可是彼此要互相合作、互相幫忙。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觀念，可是台灣成功的一點，就是建立了這個創新機制，工研院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台灣，學校與產業界之間有工研院這樣的機構，把這個缺口連接起來，但是大陸的大學不只是做研究，還要開工廠，甚至要銷售，要去賺錢。很多部、很多省、市，以及研究院也要自己做這些事情，所以大陸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創新機制沒有好的定位，沒有好的分割。

接下來談到製造業的問題，製造業對台灣很重要，對大陸也很重要，就以一雙球鞋為例，如果分析鞋子的成本，假設鞋子賣100元，工廠的出廠價不到10元，其他的90元都花在設計、市場行銷、倉庫、折舊、零售、稅務上。尤其是設計、行銷這一塊，占了很大比例，你只是製造的話，所拿到的只有10元，而另外90元是別人的。這就是整個產業結構的改變，也是製造業今天的問題，為什麼製造電腦在二十年前是高獲利，現在光做電腦的話就是低毛利了。

所以現在大陸的製造業碰到以下這幾個問題：他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製造基地，但他想做的卻是全世界最強的製造基地，要怎麼做？這是一個問題。其次，他的製造到底應該專注於自主創新，還是最佳化技術？因為這兩個路線是不大一樣的，自主創新是什麼都要自己去做的，最佳化技術是只要找到最好的，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不一定要是自己的。

然後大陸現在還沒有世界級品牌，不像台灣還有很多世界級品牌。還有他怎樣平衡內需和外銷的市場，他現在知道不只要做全球市場，更要做內需市場，這兩者之間怎麼樣平衡。而在製造過程中要怎麼樣確立品質，是不是可以為了多賺點錢，做得快一點，就犧牲品質？

最後是要怎麼樣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全球化營運模式，就是怎樣既和國際間及台灣合作，同時又和國際與台灣競爭。當競爭者與合作者是同一個人，既合作又競爭，要怎麼去管理這個關係。

兩岸關係有待突破

最後一個題目是，將來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會怎麼樣？我們現在有幾個盲點，台北的盲點是不能講一國兩制，因為我們絕不接受；北京的盲點是不能說中華民國，因為他不承認。為什麼說這是盲點，因為國父在《建國大綱》說，將來中國不是中央集權制，也不是地方分權制，而是中央地方均權制。有些事情屬於中央的，中央去管；屬於地方的，地方去管。大家互相尊重，這就是「一國多制」。

其實中國自秦漢以來，皇帝真正所管的地方並不多，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讓他們自由發展，只要你朝貢，尊重中央的主權，地方就可以去做地方的事情，喜歡賺錢就讓他們去賺錢，喜歡打架的就讓他去打仗。我覺得一國多制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軌跡，難道台灣將來要和大陸一樣嗎？我們當然不接受這樣的事情，將來一定不是一國一制的。

當年周恩來、鄧小平出國留學時不是拿中華民國的護照嗎？為什麼不敢承認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到1949年時是有很重大的改變，他統治的範圍變成台灣，可是他還是存在，你不能說他不存在。

我曾經和江澤民談，他說我們都承認一個中國，在一個中國之下都可以談。我說你說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說的中國是中華民國；我說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你說的是五星旗；我說的國歌是三民主義，你說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早在1993年時我就提出，國號、國旗、國歌是關鍵議題，我們現在各方面可以彼此忍讓一點，但是將來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想辦法。

我認為中華民國最可貴的、最要緊的就是立國精神，孫中山先生的理念是，以孔子的大同社會當作房子屋頂，地基是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然後民族、民權、民生則做為三個支柱，我個人認為，這個結構是中華民國最可貴的資源。

最後我覺得，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定要做到這幾件事情：一定是要保障民生，一定要法治，要尊重民權，要實施民主，要協助弱小族群，要塑造公義的社會，維持國際的和平，保護生態的平衡，追求至善。

在台灣，大家應該都聽過天下為公、禮義廉恥、新速實簡、親愛精誠，信義為立業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崇法務實、求新求變，追求卓越，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的軟實力，而這些軟實力的基礎，就是從我們的理念產生的，所以這種理念，是我們比大陸的朋友們能夠更進一步的原因，我們比他們領先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未來的路，兩岸要怎麼樣建立一個好的軟實力和價值觀，我想這是將來中國和台灣能夠和平共存、合作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林垂宙博士為工研院前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