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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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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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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產業互補性高 台、韓應強化互動合作

高永謀

由工研院舉辦的「 台韓產業政策論壇」中,與會者一致認為,韓國崛起歸功於韓國政府的科技產業政策,其有諸多值得台灣學習之處,而台灣、韓國也應透過民間單位的互動,進行深入而多元的合作。


近年來,對台灣而言,韓國是個既敏感又強大的存在;關於韓國的任何議題,都會引發激烈的正反爭辯。原因在於100多年來,台灣、韓國的歷史軌跡極為類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兩國同為日本殖民地,戰後皆飽受共產主義政權威脅,但卻都能從威權走向民主、由貧困邁向富裕;不過,原本經濟發展略為落後的韓國,今日不僅已超越台灣,若干產業更已勝過日本,成為國際性的領導者。

然而,昔日曾是唇齒相依的兄弟盟邦,但自兩國於1992年斷交後,彼此便日益陌生、疏離,產業競爭多過於合作;即使「韓流」大舉襲台,媒體大聲疾呼「以韓為師」,但多半台灣人仍對韓國一知半解,甚至充滿錯誤的印象與想像,盡速提升、落實韓國研究,是台灣的當務之急。

深入認識韓國產業政策為了協助台灣各界更加瞭解韓國,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舉辦「台韓產業政策論壇」,邀集IEK資深研究員陳志強,與韓國產業研究院(KIET)副院長河炳基、前任研究員朱大永,以及韓國知識經濟部東北亞協力課事務官閔貞基,共同探討韓國產業政策與「韓國經驗」對台灣的啟示,以及台、韓合作的可能方向。

在1980 年代,台灣、韓國科技產業同時起步,但由於兩國政府採取不同的產業政策,導致今日產業規模、型態皆大異其趣。台灣政府產業政策力求穩健、跟隨世界已形成的潮流,資源分配講求齊頭式平等,因此產業主體為中小企業,擅長代工製造、水平分工;韓國政府產業政策採取「集中與選擇」策略,優勢為垂直整合、創立品牌、掌握關鍵技術,故催生了數家規模龐大的超級企業,如三星、LG、現代汽車等。

雖然,兩國產業政策各有優劣、特色,但韓國在手機、面板、數位電視等產業,市占率已躍居全球第一,半導體、汽車市占率則分居世界第二與第五,音樂、電視劇也在亞洲攻城掠地,其產業政策必有值得台灣借鏡之處,若能截長補短,當可協助台灣產業因應瞬息萬變的產業環境。

河炳基認為,1990年是韓國經濟發展的轉捩點,關鍵政策乃是政府大幅度開放企業赴海外投資,企業得以布建全球網絡,茁壯為國際級大企業;自2007年後,韓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每年皆超過200億美元,約占韓國GDP的2%,而由海外子公司所進行的間接投資,包括併購當地企業,金額也相當可觀。

孫公司是拓展市場利器

「透過海外子公司所投資的孫公司,並落實本土化策略,更有助於拓展當地的市場,尤其是美國。」河炳基分析,在世界各國中,中國大陸、美國長期是韓國企業海外投資國別的前二名,但其比例已逐年降低,但韓國對越南、印度、印尼、俄羅斯與非洲國家的投資比重則日益增加,「韓國已與45個國家簽訂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韓國企業海外布局。但根據經驗,與距離愈遠的國家簽訂FTA,如智利,對促進兩國經貿幫助愈大。」

10多年前,台灣企業海外投資尚高於韓國企業,但現在投資金額卻僅約其一半;河炳基建議,擴大海外投資金額,應避免集中投資一、二個國家,要靈活運用轉投資、併購的方式,深耕海外市場,當是台灣企業意欲急起直追的必經途徑。

朱大永則指出,雖然在手機、面板、數位電視等IT產業,韓國發展晚於美國、日本,但皆於20年內躍居世界首席;在2011年,韓國全球市占率依次為31.1%、53.8%、37.6%。其成功因素除了IT企業的策略正確,也得歸功於韓國政府具前瞻性的IT產業政策。

「韓國IT企業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快、快、快!」朱大永認為,1995 年數位時代來臨後,韓國IT產業便加速決策速度,以求在第一時間掌握新的機會,並針對全球市場的變化、趨勢,選擇具爆發性潛力的尖端產業,集中資金、資源著手研發,並在產業鏈中進行垂直布局,以掌握關鍵零組件,並大量生產產品,終於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推動選擇與集中的政策

朱大永以三星稱霸DRAM產業為例,指出三星雖在1983年便已成功開發64K DRAM,但仍無法與其他強豪並列,但由於看好DRAM產業的未來,即使其曾於亞洲金融風暴時命懸一髮,韓國也一度考慮退出DRAM產業,卻無法動搖它投注大量資金、人才的決心,終於一一擊敗強敵,成為全球的主導者。

「韓國政府為了讓有限的資源產生最大的效益,推動『選擇與集中』政策,傾國家之力進行扶植,例如IT、汽車、造船、娛樂等產業。」朱大永強調,韓國每5年便會制定新的科技產業政策,搶先其他國家布建新興IT基礎設施,正是韓國IT產業崛起的強力後盾,「即使政權輪替,政策精神也可延續!」

然而,朱大永不諱言,韓國政府的科技產業政策雖成果斐然,卻有若干不容忽視的隱憂與弊病。例如,IT產業過於偏重硬體產業,軟體產業較不受重視,設備、零組件自製率偏低,近半以上仰賴進口,且大企業動輒不配合政府政策,尤其常因成本考量,將關鍵產品轉至海外生產,而非留在韓國。

經常受邀參與政府相關機構擬定政策的朱大永透露,由於消費性產品的生命周期愈短,加上消費者的需求日益多樣化,產業、企業如果無法求新求變,很容易被時代潮流所淘汰,韓國政府已開始施行「產業融合化」政策,整合不同產業以研發具市場爆發力產品,持續強化韓國企業的競爭力與戰鬥力。

產業融合化迎戰2020年

當下,無論是汽車、造船、鋼鐵、半導體或電視產業,朱大永認為,都已將近產業量能的最高峰,向上發展的空間不大,唯有進行異業結盟,即韓國所稱的「產業融合化」,才能開創新局;而韓國IT產業若能與醫療、人文、藝術產業密切結合,才有機會續領風騷至2020年。

「韓國、台灣應可合作進行研發,降低彼此的成本支出,並齊步進軍新興國家市場。」朱大永直言,韓國與台灣合則雙利、分則兩傷,台灣可透過工研院與韓國產業研究院建立合作平台,由競爭對手轉為合作夥伴,「特別是軟體、車用電子、智慧型手機零組件,將是兩國IT產業可共同進行技術研發的領域。」

長年研究韓國總體經濟、產業政策的陳志強表示,在2004 年時,韓國國民所得毛額(GNI)才追上台灣,如今已跨越2萬2千美元,2011年的貿易總額更突破1兆美元關卡。2012年,韓國躋身全球第六個「20-50 俱樂部」(國民所得高於2萬美元、人口多於5千萬)的國家,並可望晉升全球第八大經濟體。

陳志強分析,從1960年到2000年,若論年均經濟成長率,台灣以6.4%排名世界首位,領先韓國的5.9%,但自2000到2011年,台灣則降至3.3%,遠低於韓國的4.5%;除了朝野政治角力不斷,在產業政策上也不如韓國式的大刀闊斧,導致台灣在經濟發展上無法與韓國比肩。

台、韓互補 降低對中、美兩國依賴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遭受劇烈衝擊,台灣幸運躲過一劫;陳志強表示,從事後諸葛的角度切入,韓國將危機化為轉機,藉此調整產業結構,隨即爬出谷底、攀登巔峰,但韓國仍期待再上層樓,已為總體經濟訂定2020年目標,即貿易總額上升至2兆美元。

「同是IT產業進行研發,台灣企業著重在降低成本,努力擴大代工規模,韓國企業則關注創造新價值、高附加價值,專事打造國際品牌。」陳志強略帶無奈地說,台灣一年的科技研發經費約新台幣900 億元,但向外購買關鍵技術專利的經費卻高達新台幣1,800億元,「韓國總將經濟政策方向、目標法制化,如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使其產生強制力,但台灣以科技計畫為主流,即使制定了計畫目標卻無法律強制力。」

那麼,韓國政府如何在短短八年內,達成貿易總額倍增的目標呢?陳志強觀察,韓國政府將大力發掘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與服務品項,其中以機器人產業最受注目,並以訴訟、併購保護創新技術,並扶植具全球競爭力的「強小企業」,且透過簽訂FTA的方式,促進與新興國家的貿易往來,以降低對中、美兩國的依賴,希望伴隨新興國家經濟崛起,進一步擴大韓國的「經濟領土」。

韓國最值得台灣學習之處,陳志強歸納為四點,依序為「確立目標且落實執行」、「力求法源且依法行政」、「透明公開並讓全民參與」、「順應潮流且勇於改變」。他強調,「韓國研究」可幫助台灣擬定更具前瞻性的科技政策,工研院也與韓國中小企業研究院(KOSBI)簽署合作備忘錄(MOU),並積極尋求更多元的合作。

閔貞基則樂觀地說,在IT產業,台、韓之間互補的機會,其實大於台、日,但台、韓兩國的合作實在太少;台灣當下在韓國的投資金額只有5億美元,韓國在台灣的投資金額,也只有12億美元,還有頗大的發展空間。

由於兩國已無邦交,閔貞基也同意,透過工研院、韓國產業研究院等民間單位互動,最適合扮演兩國IT 產業合作的平台。目前,雙方單位已嘗試以智慧財產權為合作的起點,相信在可見的未來,無論是IT產業的上、中、下游,還可進行更密切的合作,讓兩國成為開創國際市場的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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