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技術研究院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曾經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領頭羊，曾幾何時，一味追求降低成本，擠出毛利的規模經濟，似乎已經到了極限。

各國產業結構屬性不同

蔡清彥分析，台灣產業的瓶頸來自產業結構屬性。比較韓、日、美、台的產業結構，韓國是以大財閥為主的經濟體，韓國的集團化經營模式，採取垂直整合，從關鍵零組件一直做到品牌與系統產品。三星、LG大量投入研發，主導前瞻技術，在技術還不成熟、成本很高時，用高毛利產品來交叉補貼，或向他國供應商採購，等到技術純熟後，便立刻停止對外採購，改為自給自足。日本產業結構跟韓國類似，以垂直整合掌握關鍵零組件與品牌、系統產品，但日本企業多與關鍵零組件廠商維持投資夥伴關係，讓合作夥伴也有合理的獲利，同時分擔重要責任。可惜的是，日本企業決策過程緩慢，決策由下而上需經重重關卡，成本很高，而現在韓國迎頭趕上，日本的電子業也陷入苦戰。

美國產業結構則傾向垂直分工，經營品牌與系統產品，掌握應用與服務。美國企業具備劃時代創新能力，其「破壞性創新」經常能夠主導產業規格，相較於美國，韓國頂多只是快速的追隨者；但美國的製造業多已外移，免不了要向外尋求製造能量與關鍵零組件。台灣個人電腦（PC）產業也是為美國品牌代工起家，而有今天的基礎。不過，美國一旦「破壞性創新」停頓下來，就會面臨很大的挑戰，例如蘋果的iPhone5 與前代產品的創新不夠大，銷售就顯得遲緩，未來是否能抵擋三星快速追隨的挑戰，還值得觀察。

台灣電子業結構為專業垂直分工，品牌與系統整合能力較弱，主要業務為品牌代工生產，客戶多、分工細，儘管毛利低微，但具備規模經濟，國內大型電子代工廠毛利率只有4%到5%，淨利率只有2%，但因為量夠大，一年也能賺到上百億元，支撐台灣經濟三十多年，連三星想介入都不得其門而入。

「台灣電子業分工模式，是來自微軟（Microsoft）與英特爾（Intel）所建立起的PC架構。」蔡清彥表示，兩大軟硬體巨擘將中央處理器與作業系統架構好，製造部分高度標準化，以低價、低利潤、規模經濟取勝，整個PC 產業只能做製程創新，沒有足夠的錢投入研發，蘋果電腦一推出iPhone、iPad等劃時代創新產品，以使用者體驗為核心，打破過去電腦產業的遊戲規則，建立豐富的軟體生態系統，這種破壞式創新，更加速了雲端運算時代的來臨，與台灣「技術密集、量產品質、降低價格」的產業特色完全不同，台灣既有電子業者要轉型相當困難。

創造下一波新創事業

新創事業對國家經濟影響大，美國近20年平均每年就業率的增加為1.8%，成立5年內的新創公司對就業率成長貢獻達3%，反觀成立5年以上的公司，則是裁員1.2%，成熟的公司因成長速度逐漸減緩，很難再有空間雇用更多的人，由此可知新創事業對就業率與經濟的影響。

蔡清彥從歷史找靈感，「三十多年前，工研院以RCA技術移轉案成果，透過新創成功帶動了一股旺盛的創業風潮，」造就了許多國際級的高科技公司，也將台灣產業結構從勞力密集，進化到技術密集。他指出，如今台灣高科技產業又面臨轉型困境，現在應該要再度啟動創業的風潮，從新創事業來調整商業模式，進而帶動產業結構的改造。

「工研院現在已演進為充滿創新實力的世界級研發機構。」蔡清彥指出，過去三年，只有8個研究單位獲得超過10項「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工研院就是其中之一，其餘都是美國國家級實驗室。因此說工研院是世界級研發機構，是毋庸置疑的，現在則要積極地把研發成果、專利，利用槓桿原理，再度啟動創業風潮，讓台灣經濟結構從技術密集產業，轉型到創新密集產業。

跨越創新死亡之谷

要形成創新體系，蔡清彥認為，技術、人才、資金與產業缺一不可。根據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院（AIST）的區隔，將技術研發層次分為第一、第二類基礎研究與產業化三個階段，第二類基礎研究介於基礎研究與產業化間，被稱為「夢魘期（Nightmare Period）」，也就是「死亡之谷」，這個階段的研究得不到掌聲，往往也沒有政府經費補助，創新技術往往在這段期間夭折。美國科技顧問委員會在給總統歐巴馬的報告中，提及工研院與德國國家級研究機構Fraunhofer是技術產業化的典範，彌補了從科技研發到產業化間的落差，工研院透過自有經費，與業界合作研發等模式，把技術帶向成熟量產之路。

從資金角度看，蔡清彥觀察到，台灣創投對創業早期投資的比例偏低，只對風險較低的後期投資有興趣，加上成功企業家較少變成「天使投資者」，創投對新創公司的協助相當有限。

蔡清彥進一步分析，目前創投主管機關層級太低，不受重視；創投制度也未與國際接軌，仍是公司制度，應考慮有限合夥人制、恢復創投投資抵稅，以及新創公司研發費用可於五年內抵稅等制度，提高創投投資新創公司的誘因、減輕新創公司財務壓力，進而帶動新創風氣。

創新也必須考慮到與市場的連結，蔡清彥指出，台灣目前面對最關鍵的市場就是大陸市場，不過大陸的「十二五計畫」訴求以「市場換技術」，台灣就應以「技術換市場」，技術與時俱進，若能持續研發，就不用擔心拿技術去換市場。「科技是啟動兩岸互利雙贏的主要內涵。」蔡清彥舉例，工研院的冷鏈物流技術、ECFA架構下的兩岸多項合作試點計畫、共訂產業標準等，就是從科技交流來換取廣大市場的例子。

台日互補拓展大陸市場

台灣與日本具有很高的互補性。日本具有許多知名品牌，屬於技術領先群國家，2011年日本獲得美國專利數量達4萬6,000件，幾乎是韓國的4 倍，但日本決策慢、彈性低，成本也高，「日本的弱點剛好是台灣的強項，」蔡清彥說，台灣企業善於控制成本、靈活彈性，但缺乏關鍵技術。日本《東洋經濟》週刊就提出，日本應運用台灣企業或在台日本企業的經驗，來拓展大陸市場，這確實是可行方向。

落實台日合作，工研院持續承接經濟部專案，建立台日中小企業合作交流推動平台，連接台日地方產業聚落，促成台日中小企業合作；工研院創新公司也與日本三菱日聯投資公司、三井住友海上資本兩家投資公司，分別合資成立「台日企業創投基金」
與「國富綠景基金」，最終目的也是在媒合台日具潛力企業。

重塑工研院的創新文化

為了鼓吹創新與創業，工研院成立商業化諮詢委員會（Commercializ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CAC），協助新創選題、策略擬定、國際市場與技術連結，以快速與國際市場趨勢與技術接軌。工研院也擬訂定各單位創新的目標，由單位主管及院長室直接負責，評估院內研究成果並協助導引至商業化階段，預定今年技轉衍生的公司可望達10例。

蔡清彥以工研院成功開發的可撓曲軟性基板（Flexible AMOLED）為例，工研院投入六年時間，結合約350位研發人員心血。這項技術折起來是手機，打開來是筆電，更輕、更薄、更不易破，工研院有關軟性基板的美國專利高達250件，是唯一可以與三星在技術上競爭的單位。

但是此一創新技術尋求產業接手量產時，卻囿於國內垂直分工產業結構，下游品牌系統廠表態：「做得出來就會買！」上游面板廠也回應：「下游有一定規模的訂單就做！」但若上下游都不肯先投資生產，如此先進、具優勢的技術很可能就無以為繼，掉入死亡之谷。若能成功說服品牌廠、面板廠合作投資生產，則台灣垂直分工的結構，就會產生變化，朝向垂直整合來發展。

此外，工研院導入Key Account運作機制，根據合作公司的核心技術，規劃相關合作方向與承接評估。2011年工研院與國內老牌大型電子業者合作「定點照護微血檢測儀技術」，連團隊帶技術移轉給該公司，協助其跨足嶄新醫材領域，也是工研院協助產業轉型升級的例子。

面對創業環境的挑戰，蔡清彥認為，創新能力是未來產業競爭決勝點，台灣需要再造創業成功的典範，三十多年前工研院帶動台灣創業風潮的典型猶在，未來工研院在台灣產業的轉型過程中，仍將扮演積極關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