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技術研究院

隨著愈來愈多個人資料被網站業者和政府部門用作分析， 社會上呼籲建立新隱私保障法規的聲浪也日益高漲， 但是，我們需要的其實是公民社會的解決管道——原因無他， 因為民主正深陷水火。

1967年時，在美國知識分子好行政策辯論的《民益》（Public Interest）雜誌上，刊出一篇頗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未來的電腦公用事業（The Future Computer Utility）」。投稿人是資料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技術發明人保羅•巴蘭（Paul Baran），他在文中預言，以後只會由少數幾台集中式的大型電腦提供「資訊處理服務，就像由電力公司統一供電一樣」。

家用電腦會和電報一樣，只用來接收訊息……，資訊常保精確即時，我們可以透過電腦付款和繳稅，還能向如自動化圖書館的「資訊銀行」提問和得到答案……。

雖然等到好幾十年後，雲端運算的出現才真正實現了巴蘭的預言，不過，他對普及運算（utility computing）需自有一套規範的想法，確實頗有先見之明。他當時服務於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對於電腦大廠獨攬市場權力惶然不安，要求政府制定政策以「為資訊隱私權提供最大保障」。

機密的個人和業務資訊將存放在許多系統裡，目前我們沒有機制可提供足夠的防護。如果等到以後再改造系統、加入適當的保障，這樣的難度太高，所以應該現在就預先設想到可能出現的問題。

從他以後，這樣直截了當、鞭辟入裡的科技預言已不多見。

你所知的每一種隱私保護方法都有問題

讀過巴蘭的言論後，你應該已經發現，當今的隱私權難題其實絕非新鮮事。這個問題早就被指出來，只是一直懸而未決。巴蘭所預言的普及運算應用（如線上繳費）多半是商業型應用，並不是現今有「網友」和「虛擬社群」的網際網路。他想像的只是一種能讓我們從事各樣活動的連網運算模式，如購物和研究，但除此以外，還有監控、窺伺和間諜行為。

如果你覺得巴蘭筆下的「電腦革命」聽起來不太有革命性，那是因為他沒料想到電腦技術的演進居然會撼動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數百年的根本。及至1990年代，數位狂熱分子深信，數位網路的普及和通訊成本的降低開啟了人類發展的新篇章。對他們來說，美國911事件後的網路審查監控，以及谷歌和臉書等數位霸權都只是偏離常軌的異數，就算不能抵擋，也可以矯正。

以不同的角度詮釋近代歷史，或許能讓我們用不同的觀點看待未來。現在大家普遍認為90年代的資訊發展促成集權垮台，這想法說不定只是長期的集體幻覺。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都可輕易隨數位時代調適，還因為資訊流通而更加蓬勃發展。法律、市場或科技本是支撐資本主義和官僚系統的基石，更不會壓抑對資料的需求。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東西：政治。

看似無害不代表無損民主

先來診斷一下現有問題的症狀吧。沒錯，科技公司和政治利益結合了，兩方都汲汲於收集與分析用戶資料。谷歌和臉書忙著蒐羅更多資料來提高廣告效益；公部門也搶著要同樣的資料，以推動各項計畫。

這類計畫多與國家安全相關，但資料的用法卻可能侵害隱私。譬如，義大利政府採用一種名叫「redditometro」（所得量表）的方法來比對納稅人的收入和消費習慣。當某人的花費高於申報所得時，就會被列入潛在的逃漏稅黑名單中。

另一方面，包括美國白宮資訊與法規事務局（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前任局長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內的技術專家則希望透過即時收集和分析個人資料，找出改變人類行為之道，以解決肥胖、氣候變遷和酒駕等棘手的問題。

因為有了智慧型手機或谷歌眼鏡，現在只要我們想做點有害健康或安全的蠢事時，就會立刻收到警告。我們不一定非得知道那些行為有什麼問題，因為這全都在系統演算法的盤算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的角色就像資訊機器般，供應源源不絕的資料，餵養著政府。

這種「預防勝於治療」的心態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對付恐怖活動的邏輯同出一轍：防堵為上，以絕後患。就算我們加強對國安局的管束，也難以遏止其他政府部門對個人資料的強大慾望。無論是打擊肥胖或氣候變遷，政府總會找到正當化的理由。他們說，只要犧牲一點點民主，就能帶來極大改變。

然而，真正被犧牲的是民主過程中的協商、討論和結盟。因為在人民貢獻的即時資料滋養下，新的數位基礎架構正不斷成長茁壯，技術專家可以把政治運作移除於政治過程之外。提姆‧奧萊利（Tim O'Reilly）把這個現象稱「演算型監管」，也就是當資訊發達的民主政體在治理公共問題前，不再需要向公眾交代或正當化其行為，只消說是「為人民好」足矣。

隱私是達成民主的手段，不是目的

再看看另一個來自過去的警語。時間是1985年，德國隱私權學界巨擘史匹羅斯‧司密提斯（Spiros Simitis）正在美國賓州大學法學院發表演說。他探討的主題和巴蘭一樣：自動化資料處理；不過，他還考量到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歷史，因而對科技變革的看法較為模稜兩可。他言明隱私的本身並不是目的，只是達成民主政治的一種手段。在民主體制中，政府信賴人民，不會把人民看成自願提供訊息的供應者。

司密提斯會有這樣的論點，其實和當年的三股科技潮流有關。第一，他發現，資訊科技已成為各種社會互動的媒介，因此，隱私已是人人切身相關的問題。第二，智慧卡和電傳視訊系統可詳細記錄人類活動，化監控於無形。第三，公部門可運用新科技所記錄下來的個人資訊，強化特定的行為，逐步達成操弄人民行為的目的。

在科技的影響下，司密提斯認為，人民終究是輸家。因為決策過程日益自動化，沒有人清楚背後的演算法究竟如何運作；雖然政府與企業保證賦予人民更多權力，但我們對社會上各型組織運作的了解只會愈來愈少。

倘若你認為司密提斯口中描述的未來不曾實現，那麼，你該看看泰爾‧札斯基（Tal Zarsky）不久前評論自動預測系統資訊透明度的一篇文章。這位當今全球資料探勘政治和道德議題的先驅在文中寫道「資料探勘技術可直指某人或某件事為潛在風險因子，而不必說明挑選的標準」。他憂心忡忡地指出資料探勘對民主的潛在危害。

資料探勘軟體依據多種（甚至數千種）變數來選擇目標……，當被問到為什麼某人被自動建議系統挑中且遭差別對待時，政府將難以提供詳盡的回應，頂多只能說那是演算法根據先前案例所算出來的結果。

這就是我們在茫茫然間走向的未來。一切看似正常，甚至好像變得更好，只是我們不清楚原因，也不了解是怎麼做到的。

隱私太少有害民主，隱私太多亦然

司密提斯在演講中語重心長地表述，隱私是形成自我批判式民主的要件。還有，更重要的是，隱私之於民主，其實是兩面刃。

一直以來，我們習慣把自動化資訊處理看作少數人才會碰上的麻煩。1890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所刊出由路易士‧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和山繆‧華倫（Samuel Warren）共同執筆的《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便是這種想法的寫照。司密提斯認為，這兩人在文中充分表達了「純粹為自己，以及在自己所決定的條件下，享受其經濟與社會活動成果」的渴望。

如此高遠的目標值得讚賞，畢竟，要不是有這樣的法律理念保障企業家的權利，美國的資本主義或許不會發展到今日的境界。問題是，享受此等權利的同時，也該負擔相對應的責任，否則我們只會關注自我，完全忽略外在環境，進而傷害民主體制的根基。假使人人都把隱私權發揮到最極致，我們的社會將頓失資訊透明度，連帶影響評估社會議題、形成意見和多方辯論的權益。

當每個人腦中只有權利而無責任時，數百年來我們賴以定義民主的幾大政治問題，包括「我們該怎樣共同生活？」、「哪一個選項較符合公眾利益？」、「公眾和個人利益間如何平衡？」等，都將落入法律、經濟或行政範疇的討論。「政治」和「公眾」領域將不復存在，而法律、市場和科技力量則會因為比較簡單方便和乾淨俐落，完全取代辯論和協商的角色。

但是，失去了公民的參與，民主也不會是民主。《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鼓勵每個人參與政府事務的同時，也明白公民參與必會帶來公私兩種生活的緊張關係。司密提斯也指出，假使一個社會認為中產階級所劃定的隱私起點即人民知的權利的終點，就無法發展出完善的民主制度。

因此，在科技快速變遷之際，隱私和資訊透明度兩者之間的平衡格外重要。至於如何取得平衡，這是個政治議題，必須透過公開辯論達成，而且得常保協商的空間，絕不能在某些理論、市場或科技力量的運作下大筆一揮定案。

法律和市場機制皆不足以解決問題

過去幾十年間，資料量大增，各式組織對資料的胃口大開。一般人落入一種詭異的困境：只因為捨不得放棄由廣告商贊助的免費服務，或為了追蹤飲食和減肥進度，我們隨意在谷歌或手機APP上提供個人資料。如此不假思索地揭露資料，不是基於公眾利益，純粹是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

隨著政治變成以自動飛航模式運轉的公共行政體制，司密提斯早在1985年就預見今日「演算型監管」的到來。政府大肆記錄人民的生活、活動與喜好，以促成更好的判斷，而不是為了提升個人行動和決策能力。資料處理技術發展至今，電腦化儼然已成為政府把人民變成循規蹈矩模範公民的手段了。

換句話說，在我們的精神與社會生活的四周，早已布下看不見卻又極其綿密的鐵絲網。巨量資料（big data）以其交織互連的資料庫吮食著大量資訊和難解的演算法，嚴密地箝制住政治與社會的發展。

隱形鐵絲網下的世界看似平靜宜人，但這樣的生活並非出於我們的自主選擇，而且，也不是我們所能打掉重建或隨意擴大的。麻煩的是，我們渾然不覺自由受限，所以根本看不到那些鐵絲網。更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該找誰負責，因為這不是谷歌、單一政治人物或國安局的錯，而是現代資本主義、官僚治理和風險管理等各種體制共同造成的結果。

我們分享愈多個人資訊，隱形的鐵絲網便紮得愈密，一點一滴地，我們慢慢失去論理和辯論的能力，也不再了解某些事情發生的緣由。但是，我們並非百無一存。我們可以試著把自己視為鐵絲網內的囚鳥，甚至可以伺機剪斷鐵絲網，而隱私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幸運的話，說不定還能逃出籠外。

司密提斯說，當隱私權的保障和「個人決定資料運用的種類和時間的權利」被等同視之時，隱私保障就難有進展。他的這點看法極具遠見，但在當代隱私議題討論中已付之闕如。許多倡議隱私的人士儘管立意良善，卻往往狹隘地認為，只要透過加強立法或產權制度來增加個人資料的主控權，隱形的鐵絲網就會現形與崩解。他們錯了，只要資料還會落入那些架設鐵絲網的機構手上，鐵絲網就永遠沒有消失的一天。

從道德的立場出發

如果我們認同隱私是民主的毒藥和解藥的話，常見的解決辦法並不適用。 傑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在《誰擁有未來？》（Who Owns the Future?）書中提議忽略隱私的法律面，僅關注經濟面。他的邏輯是，只要把個人資料變成可販售的資產，我們就能握有主控，並因隱私受損而得到些許經濟補償。

的確，財產權制度有助於加強隱私：假使消費者想藉資料牟利，就得先確保資料為個人所獨有，才能把資料「出租」、甚至賣給廠商。換言之，若你只為隱私權而要求隱私權的話，把資料變成可交易的財產後，所有問題立刻迎刃而解，而且，國安局還是能拿到它想要的資料。如此一來，不僅消費者、企業、政府內的技術專家三方全贏，個人隱私也能得到保障。

那麼，輸家是誰？只要你讀懂司密提斯的提醒，你就會知道，輸的是民主。

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隱形的鐵絲網不會消失，更因為我們不應漠視社會公平與正義。例如，你用免費手機軟體記錄體重的變化，或許你認為這純粹是私事，對他人毫無影響。但是，當愈來愈多人加入體重追蹤管理的行列時，那些未揭露個人資訊的人就會被當成心懷鬼胎的異數，說不定還會被保險公司調高保費。記住這一點，你就會了解，自我追蹤管理不僅是個人經濟利益的問題，還是個道德問題。你分享體重記錄的資料，或許能換到某樣你根本不需要的商品折價券，但是，另一個為求溫飽每天打三份工的人卻得花更多錢才能買到同樣的產品，這會是你所樂見的嗎？

雖然目前多數人還不致因分享資料而感到良心不安，但這是可以改變的。在環保成為全球性議題前，我們不會為了減碳而搭公車。在童工和奴工議題浮上檯面前，我們也曾不假思索地狂掃「孟加拉製造」的衣服。我們不買，因為擔心衣服來自雇用童工的工廠；或者，我們買，因為我們認為童工待在工廠就不致淪落淫窟。買或不買，怎麼樣做才正確？我們不知道，所以才要費心研究找答案。當然我們不能把每件商品都像這樣放在放大鏡下檢視，但至少在資訊交流上，多總比少好，更不應由電腦自動決定。

打亂體制，挑出更多問題

另一方面，隱私也不該簡化為法律問題。想要解答「如何提高個人資料主控權？」這個在過去20年間難解的問題，就得先了解自動化資訊處理是如何提升和妨礙民主的。但無論如何，有件事再明白不過：我們不該只探討經濟或法律，還要考量政治面，把隱私的未來和民主的未來兩相連結，並拒絕落入市場面或法律面的單一思維。那麼，實際上該怎麼做？

首先，有關隱私和資訊分享的討論都應該「政治化」。點出隱形鐵絲網的存在，以及其嚴重的政治後果，就是很好的開始。我們必須探究「資料密集」問題解決方式的優缺點，並且指出它有時會妨礙民主的事實。偶爾，為了保持民主精神不滅，我們也得容忍較高的風險與較低的效率。

還有，我們必須學習破壞既有體制，方法之一是全面停止自我追蹤管理。倘若唯有拒絕分享每日攝取熱量或所在位置，才能讓政府正視肥胖或氣候變遷等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原因，資訊杯葛就有其正當性。因為我們仍相信自己有自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甘屈從於演算法的操控，所以，我們需要私人的空間，而隱私便是保護民主的一種政治工具。

再者，我們需要有更多「挑撥性」的數位服務。網站不僅該指出我們資料會被誰看到，還應暴露出資訊分享行為所潛藏的政治意涵。與其再多一個手機APP說追蹤運動習慣可以省荷包，我們更需要有個服務提醒自己若再餵資料給保險業者，會造成多少人付不起健保保費。

最後，我們還須拋開對數位服務運作方式的定見，否則就會像許多隱私倡議人士一樣，誤以為保障隱私權——而非捍衛民主——才是形成公共政策的前提。無論網路愛好者怎麼想，但是，網際網路的發展真的只是次要。隱私也是一樣，民主何去何從才是我們最關注的焦點。

畢竟，保羅‧巴蘭很幸運，當他在1967年提筆撰文時，他還不知道網際網路會變成什麼樣，但他仍然看出普及運算的優缺點。姑且忽視網際網路在過去10年間明星光環褪色的事實，我們如果能夠避免錯誤解讀歷史，或許才能正視數位未來中潛伏的反民主威脅。

艾夫吉尼‧摩洛佐夫是《網路錯覺：網際網路自由的黑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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