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技術研究院

美國有錢人與所有其他人間的財富差距已達歷史新高，
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貧富不均也日趨惡化。
為何會這樣？

貧富懸殊判若雲泥的跡象在矽谷隨處可見。在蓬勃的科技重鎮帕拉阿圖市（Palo Alto） ，熙來嚷往的早晨，街道上幾乎所有的公共長椅，都被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跟他們微薄的家當占據。20分鐘車程外，在矽谷最大城聖荷西市（San Jose） 有座被稱作「叢林（the Jungle） 」的全美國最大遊民聚集地，這沿溪生根蔓延的營地，距光鮮亮麗的Adobe 總部和現代化的市政府大樓，不過咫尺之遙。

矽谷的貧窮問題在遊民身上展露無遺，而統計數據也進一步證實這種印象。2013年矽谷的年所得中位數高達 94,000 美元（約新臺幣300萬元），遠高於全美國中位數的 53,000 美元。然而，這裡據估計有 31% 的工作，時薪不到 16 美元，在這個以房價、租金奇高聞名的地區，這樣的所得根本不足以養家。將高生活物價列入考量後，位處矽谷核心地帶的聖塔克拉拉縣（Santa Clara），貧窮人口約占19%。

對此，即使是矽谷科技業推手也怵目驚心。出生於印度孟買的沃德瓦（Vivek Wadhwa），目前同時任職於史丹佛大學洛克公司治理中心（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及設於莫菲特場（Moffett Field），與矽谷精英圈頗有淵源的奇點大學 Singularity University）。他說：「在帕拉阿圖市最熱鬧的大學路上，居然跟印度街頭一樣，見得到乞丐。矽谷現在的景象，就像預見我們親手打造的未來，十分令人不安。」他進一步補充，很多從科技熱潮賺了大錢的人，似乎並不在乎「這些他們留下的爛攤子。」

矽谷創造出「前所未見的龐大」財富。以促進區域經濟為宗旨的非營利組織「矽谷聯合創投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主席漢考克（Russell Hancock）表示：「以往科技業繁榮興盛時，一向雨露均霑。現在卻不是這麼回事。所以才會突然出現不滿與反彈。」Google 到舊金山接送員工的通勤專車，就頻頻遭人扔石頭。

這股在加州北部和美國各地形成的民怨，有著日趨清晰的態勢：有錢人愈來愈有錢的同時，其他許多人卻愈來愈難糊口。矽谷或許不僅是不平等持續惡化的典型案例，更由於許多中產階級的工作正被當地誕生的新科技取代，不免令人懷疑，矽谷其實也是貧富差距惡化的推手。矽谷的科技發展速度可說領先全球，但難道真的如沃德瓦所料，矽谷的現在，讓我們預見了一個少數人富可敵國，多數人卻苦無立錐之地的未來？

掀起這波探究嚴重貧富不平等起因熱潮的，無疑是法國學院派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 2014 年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初版甫發行就售罄的這本著作，不僅套用大量公式，且援引許多歐洲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和法國舊制度時期（Ancien Régime）的典故，書名又讓人聯想到馬克思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政治議題，而且還是厚達 700 頁的磚塊書，怎麼看也不像會受到一般讀者的青睬。然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不但在 2014 年迅速攀升到暢銷書排行榜冠軍，甚至在榜上盤據長達好幾個月。

經濟學者早就警告，雖然美國經濟跟 1970 年代相比呈現成長，但計入通貨膨脹後，中低所得人口的實質薪資則持平甚至下降。在法國巴黎經濟學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任教的皮凱提，針對這個現象進行廣泛深入的論述，追蹤歐美兩地鉅富的財產爆增紀錄，並與過去幾世紀的發展趨勢進行比對。皮凱提以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薩斯（Emmanuel Saez）、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者艾金森（Anthony Atkinson）的研究為基礎，蒐集稅務紀錄等數據並進行分析，以證明有錢人與其他人間的貧富差距到了多麼懸殊的地步。（這項研究想當然耳，以美、法及另外幾個有檔案紀錄可查的幾個歐洲國家為主。）

有錢人與其他人貧富差距最懸殊的是美國。2010 年，美國最有錢的 1% 人口擁有 34% 的全國財富總和；頂端 0.1% 的富豪，甚至合計擁有高達 15% 的全國財富。這種現象在前一波衰退告終後更形惡化：2009 年到 2012 年的成長總額，若計入資本收益，其中 95% 進了前 1% 有錢人的口袋。

美國所得最高的10%人口目前賺取國民所得的48% ，頂端的 1%占20%，巔峰的0.1% 則接近 9%，其中又以薪資收入（也就是經濟學家稱的勞務所得）分配不均尤為顯著。皮凱提在其著作中提到，美國現在的薪資所得分配不均情況，「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其他社會都高。」

為什麼會這樣呢？皮凱提認為部分原因出在他稱為「超級經理人」的族群薪水高得沒有道理。依他的計算方式，最頂端的 0.1% 高所得人口中，大約70% 是高階企業主管。皮凱提告訴我：「這種日趨擴大的所得不平等，常被認為是高度專業人才供不應求所造成。但我認為這雖然是整體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絕非全部。為何美國高所得族群的所得變得如此高於常人的原因，單以他們能力出眾來解釋是不夠的。」皮凱提指出，「薪資結構及公司治理」也是原因，他補充說明，「超過一定程度，就很難從數據上看出薪酬與工作表現間有任何關係。」

比起美國，英法的整體貧富不均趨勢沒有那麼顯著，但在這兩個國家卻有可能更令人擔憂的狀況：資產累積（大多經繼承而來）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的相對新高。某些歐洲國家的國民資本總合，已達到國民所得的500%至600%左右，幾乎與1900 年代初期不相上下。

讓皮凱提尤其擔心的是這種財富高度集中的長期影響。他在書中以簡單數學式 r > g 說明，r代表平均資本報酬率，g代表經濟成長率。一旦資本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他說 20世紀初以前一直如此，若是成長趨緩，這種情況可能重演），那麼這些富人錢滾錢的速度就會比起薪資漲幅快得多。（要是薪資有漲的話）

這樣下去的後果，應該會讓每個深信所得高低取決於表現優劣的人，不寒而慄。因為這意味著我們一不小心就會重蹈19世紀英法兩國的覆轍，任由繼承龐大財產的世襲富豪主宰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皮凱提將之稱為珍奧斯汀（Jane Austen） 筆下的世界，也就是每個人生活和命運全受自己繼承到什麼所左右，而與本身的才華和事業成就無關。

正如皮凱提所指出的，這完全跟我們對進步的看法背道而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Kuznets）的著名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科技愈發達，則有愈多人能夠享有因此創造出的機會，貧富不均將獲得改善。自195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也多持相同看法，我們多數人都假設發達可以靠自己的天分、能力、教育、機智，也就是經濟學家所稱的「人力資本」。但皮凱提在書中寫到，若以為科技發展會從此讓「人力資本比金融資本及房地產有價值，出色經理人比肥貓股東賺得多，能力比靠關係有用，未免太不切實際。」

並非所有經濟學家都跟他一樣悲觀。事實上，20世紀大部分時間中，g 一直比 r 高，而且會維持下去。儘管如此，皮凱提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他清楚說明了貧富差距的程度及嚴重性。尤其此時正好也愈來愈多人開始反思，科技與不平等加速惡化的關係。位在加州門洛帕克 （Menlo Park）的DFJ創投公司（DFJ Venture）創投人裘維森（Steve Jurvetson）表示：「在我看來，科技很明顯正加速擴大貧富差距。」在與高科技業的同行討論時，他常說，這已經明顯到就像「房子裡有頭跺來跺去，把牆都撞倒了的大象。」

儘管如此，正如皮凱提經過冗長分析後得出的結論：要找出貧富不均的成因並不容易，尤其是科技的作用很複雜，並且眾說紛紜。

跑在前面

「從數據來看，我認為科技是近來貧富不均快速惡化的主要驅力，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管理學教授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 如此表示。與MIT同事麥克費（Andrew McAfee）合著《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的布林優夫森，一如皮凱提，獲得學院派經濟學家極少享有的矚目。

皮凱提和布林優夫森都是在 1990 年代初期取得博士學位，也都在畢業後頭幾年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不過，除了兩人都同意貧富不均日趨惡化造成問題外，他們的思考幾乎南轅北轍。皮凱提常在文中提起珍奧斯汀和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編按：法國19世紀著名作家，法國現實主義文學成就最高者之一。），布林優夫森則談人工智慧的巨大潛力及先進的機器人。皮凱提警告我們可能倒退回任由繼承的財產多寡左右社會和政治命運的世界，布林優夫森則擔心，即使數位科技提高整體所得，卻會有愈來愈多勞動人口恐遭遺棄。

布林優夫森的論點圍繞在一個想法：隨著資訊運算與網路趨勢以指數級速度進化，科技創新急劇加速的結果，是生產力和國內生產毛額（GDP）也持續增加。不過他說雖然「餅愈做愈大」，卻不是每個人都嚐到甜頭。（布林優夫森指出，依常用方法統計，從 2005 年左右開始，生產力一直成長緩慢。但他認為，這種「讓人失望的」成長趨緩是受經濟衰退及餘波所拖累，以及，也許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尚未充分運用數位科技，導致無法達到預期的效益。）
布林優夫森列出了科技變革如何加深不平等的例子：例如，機器人及自動化造成某些重複性高的工作消失，及某些職位需要具備新技能。他說，其中最大的因素，其實是這種受技術驅動的經濟，對一小群已經成功的人特別有利，讓他們能夠更充分發揮才華，機會更多，甚至能賺到出奇優渥的報酬。

布林優夫森認為，這些人都受惠於「贏家通吃」的效應（winner-take-all effect）。對這種現象的描述首見於羅森 （Sherwin Rosen）在1981年發表的論文《超級巨星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羅森表示，電影、廣播、電視等媒體的興起使觀眾爆增，藝人與運動員的報酬也因此水漲船高。30年後，布林優夫森在高科技業的企業家身上觀察到類似效應：這些人的設計和產品受惠軟體或其他數位科技，而能廣為流傳或大量製造。可以花小錢用先進又能隨時更新、修改的軟體，何必請當地的稅務顧問？同理，幹嘛買差一點的程式或應用軟體？軟體複製和數位發行技術不受地域限制，因此消費者只會買最好的產品。誰會願意用只比Google差一點點的搜尋引擎？現今市場愈來愈多受這樣的經濟學思維左右。根據布林優夫森的看法，這成為像 Instagram 這種新創公司的創辦人能夠一夕致富的重要原因。

皮凱提的超級經理人和布林優夫森的超級巨星，關鍵性的差別在於：後者的高所得直接受益於科技造成的效應。隨著愈來愈多工作被機器取代，創業所需投入的資本變少（辦新聞網站不需要印刷廠，開發應用軟體也不必大筆資金），經濟上最大的贏家不再是擁有傳統金融資本的人，而是有頭腦，能夠開發新產品和成功商業模式的人。

2014 年夏天，布林優夫森、麥克費及曾獲諾貝爾獎的紐約大學教授史賓賽（Michael Spence）在《外交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發表的聯合論文《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中提到，「以超級巨星為基礎的技術變革…… 正顛覆全球經濟。」他們的結論是，未來經濟將愈來愈可能被有創意能創新的少數精英主導。

書中自有黃金屋

富豪的財產爆增只是貧富不均的其中一個面向，科技是害大部分人所得停滯甚至萎縮的主嫌之一。簡而言之，例行工作的自動化程度提升，獲益最多的會是有創意也懂得運用先進技術的人。而這勢必引起所得不均：對專業人才的需求上升，對教育程度較低且缺乏專業技術的勞工則需求降低。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奧托（David Autor） 指出，雖然前1% 人口的所得成長亟需重視，但存在其他 99% 人之間的能力及教育程度落差，則是「嚴重得多的大問題」。美國高中畢業和大學畢業的人口，1979 年時男性年所得中位數的差距是 17,411 美元，女性則為 12,887 美元；到了 2012 年，差距擴大到 34,969 美元及23,280美元。奧托表示：「教育，是一個人能掌握用以提升終生所得最有效的利器。」

在美國，教育帶來的薪資優勢於1970年代末開始急劇攀升，當時大學新生人數突然從一路增加轉為大幅流失，造成專業人才的供應減少。最近幾十年，又出現另一個變化，自動化和數位科技取代許多生產銷售及行政文書類的工作，同時清潔及餐飲等無法自動化的低薪工作需求則增加，因而造成奧托稱為「啞鈴型」的就業市場，也就是對高低兩極的職位需求強勁，中階職位卻消失。儘管服務業對人力的需求持續增加，但符合要求又需要這份工作的求職人口眾多，因此這類工作的薪資水準在 2000～2010 間整體呈下降趨勢，導致所得不平等進一步惡化。

布林優夫森和麥克費認為，科技變革加快的同時，也加速工作的轉型。有些人對他們這種說法持懷疑態度，奧托就是其中一個。他與同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經濟學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 進行共同研究發現，生產力的成長事實上並未加速，而且生產力成長也未集中在高度仰賴電子計算的產業。依奧托的看法，數位科技所引起的變化正在改變經濟，但這種變化的速度倒不見得有加快。他說，這是由於機器人技術、人工智慧和 Google 無人駕駛車這些受矚目的新科技開發，其實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麼快。即使傳言繪聲繪影，但這些技術短期內還無法廣泛運用。他說：「要想找到一個供日常差遣的機器人，其實還蠻難的。」

事實上，奧托相信，物體辨別或因應突發的環境變化等人類擅長的能力，未來幾十年要自動化加以處理仍然很難或很貴。不平等的影響很顯著：這可能意味著中度專業工作的就業市場將漸趨穩定，而高低度專業工作間的所得落差則會趨於平緩。更重要的是，愈來愈多中等技術人才，將學會在工作上擅用數位科技，而獲得更好的發展。

在討論不平等時，他的看法顯得異常樂觀，但大部分人所面臨的根本問題還沒解決。奧托表示：「我們的經濟高度專業化，但勞動力卻不夠專業，如果你有很專業的能力—非常專業的話—就能賺大錢。」

矽谷

在他座落於聖荷西市中心辦公大樓裡的安靜辦公室裡，聯合創投主席漢考克被問起矽谷地區所得不平等的問題時，顯得急躁。他劈頭就說：「我想問的問題，比我能給的答案多；我不知道怎麼解釋，也沒辦法告訴你怎麼解決。這裡本來是很尋常的中產階級經濟，但全都變了，已經沒有中產階級了，經濟往兩頭發展，中間什麼都沒了。」

他怪全球化導致原本蓬勃的半導體產業和其他高科技製造業出走，怪科技進步大舉消滅行政及其他支援服務等待遇優厚的工作。「以前還有個梯子可以通往中產階級，產生某種程度的社會流動。」漢考克說，但現在梯子不見了，「這不是一朝一夕間的變化，但 2014 年突然每個人都意識到了。」

雖然加州是世界第8大經濟體，許多產業都很強勁，但將物價指數計入後，也是全美國貧窮人口比例最高的州。矽谷的情況有助於解釋背後的起因，這裡總人口約20～25% 在高科技產業工作，而財富主要集中在他們身上。這群富裕的相對少數人造成房價、房租、交通跟其他生活消費上漲。與此同時，當地增加的職缺卻以零售業、餐飲業、體力勞動為主，這些工作的薪資往往停滯甚至下降。所得不平等和貧窮間的公式很簡單，但是科技本身的特質似乎讓情況雪上加霜。據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區域經濟學者班納（Chris Benner） 表示，矽谷從1998 年以來的工作淨增加為零；數位科技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可以靠少數員工創造出數十億美元的財富。

如果經濟學者沒說錯，技能及教育程度的差距會助長所得不平等，那麼對許多人來說，進入中產階級的最後一絲希望，只能寄託在山麓學院（Foothill College） 這樣的地方。位在洛思阿圖斯山丘鎮（Los Altos Hills） ，與不少矽谷最貴豪宅為鄰的這所社區大學，吸引矽谷各地區的學生就讀。學院裡許多學生來自最貧窮的地區，如東帕拉阿圖市（East Palo Alto）、東聖荷西市（East San Jose） 。不管有沒有梯子，這所學院為這些學生提供難能可貴的機會，至少進入這地區主流的「知識經濟」射程範圍，向那些高不可攀的工作奮力一搏。

山麓學院的成就確實足以令院長麥納（Judy Miner） 引以為傲。山麓學院常有學生轉學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聖塔克魯斯分校（Santa Cruz） 等著名的四年制大學，最近幾年就有17名學生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不過，除了部分天資過人的學生，麥納也不諱言山麓學院雖然以招收「前 100 % 入學申請」自豪，但也因此面臨不少挑戰。山麓學院跟其他社區學院一樣，收了很多功課不夠好，進不了大學的學生。於是他說目標之一就是改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麥納說，在舊金山的成長過程中，以他的成績和能力其實有機會進哈佛或耶魯大學，但家裡沒人上過大學，他無法想像自己要離家求學，於是，他選擇了搭公車去就讀獨山學院（Lone Mountain College），這所小小的天主教學校已經不在了。現在，她跟山麓學院的學生家長和當地社區合作，幫助和她背景相似的學生立定更高的志向。麥納直言：「皮凱提說，看父母的收入預測一個人會不會進大學最準；在加州，從郵遞區號看更準。」

從東帕拉阿圖高中（East Palo Alto Academy） 令人心酸的剪綵儀式，可以看出要填補這道郵遞區號造成的鴻溝，還需要多少努力。那個八月底炎熱無雲的豔陽天，不免讓人想起當地曾是珍貴的水果產區。稀稀疏疏的熱心校務人員和老師，聚集在幾棟二層樓混凝土新建物圍出的中庭裡，雖然剛落成的校舍算不上豪華，但跟舊校區那棟擁擠的樓房比起來，不管就任何標準而言，這所校齡 13 年的特許高中都算煥然一新了。

東帕拉阿圖市唯一的公立高中在1970年代關閉後，當地學生必須搭校車到別的學區上學，東帕拉阿圖高中這項回應地方教育需求的努力，值得關注。不過，雖然全校300名學生中，許多人的命運似乎因此扭轉，但大家也心知肚明，就在不到3 英里（約 5 公里） 外，位於大學路上的公立帕拉阿圖高中（Palo Alto High ），可是有好幾個網球場，人工合成跑道，還有斥資幾百萬美元，配備一排又一排全新的蘋果電腦，跟最先進視聽器材的多媒體中心。相形之下，東帕拉阿圖高中才剛終於有間裝了排氣罩和化學品儲存櫃，稍微像樣的化學實驗室，運動設施則是地板新舖好的戶外籃球場，有位學生非常興奮地發現，籃框下居然有籃網。

史丹佛大學貧窮與不平等研究中心（Stanford’s Center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主任谷斯基（David Grusky） 表示：「科技對不平等的作用在社會科學受到很多重視，且莫衷一是。」但「有件事大家一致同意，」那就是，不同教育程度人口間的所得差距能解釋「很大一部分的不平等。」而且，他說，「大家都曉得解決的辦法，就是讓人人都能平等接受良好教育，但問題是，我們都只在嘴巴上講講而已。」這個問題並非如許多人認為，在於整體教育品質，他認為：「我們有好學校，例如，帕拉阿圖高中就是所好學校，但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讀這樣的學校；我們一般辦給中產階級家庭子女讀的那種學校，應該讓其他學生進得去。」（美國中小學經費 44% 來自地方政府徵收的房產稅，這制度加深了有錢與貧窮社區間的教育經費不平等。）
或許科技變化的速度太快，人們才會來不及掌握需要技能，或不了解勞動市場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只會愈來愈高。谷斯基說：「但我不認為是勞工太笨。要是你出生在貧窮的環境，社區裡沒有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可上，最後勢必會落得進不了大學。」如果勞工缺乏足夠能力，無法適任科技所創造出的新工作，他說，「這是教育制度對不起我們。」

髒話

找出所得不平等的成因很重要，因為原因不同，需要制訂的因應政策也會十分不同。假設真如皮凱提所擔心的，超級有錢人跟一般人間的財富懸殊，起因是高階經理人的薪酬超乎常理的高，而且會隨著財富似乎無可避免地進入已經很有錢的人口袋而更形惡化，那麼透過累進稅率政策來想辦法重新分配這些所得就很合理。皮凱提和薩斯認為，1970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初期，柴契爾和雷根任內的減稅政策，造成英美兩國今日所得差距的擴大。事實上，皮凱提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第4部的大半篇幅，強調全球財富稅在內的累進稅制能夠逐漸消弭貧富差距。
但至少在美國，「重分配」在幾乎任何政治背景中都被當成髒話。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名譽教授索羅（Robert Solow） 說：「要說我們懂什麼的話，那就是，我們不太懂怎麼所得重分配。」而且，他還補充:「短期內也不會發生。」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索羅，是過去半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 1956 年發表的一篇劃時代論文，研究科技進步在生產力和國民財富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因而改變經濟學對此的看法。如今高齡 90 的索羅，在《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針對《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書評。在這篇名為《皮凱提沒說錯（Thomas Piketty Is Right）》的長篇大論中，索羅盛讚皮凱提的觀點「既新又有力」，若 r > g 成立，「有錢人的所得和財富成長速度都會超越一般受薪勞工。」不過，索羅也告訴我，中低所得美國人的困境，跟超級有錢人變更富裕的現象，不但截然不同，也更令人憂心。他說：「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覺得貧富懸殊的社會不道德。」

愈來愈多社會科學研究建議政策要從教育著手，包括學前教育和其它早期教育課程。史丹佛大學社會學者瑞爾登（Sean Reardon） 指出，比起以往的重要因素，包括種族及族裔背景，現在學術成就高低則與家戶所得更息息相關。研究人員證實，一個人的成就高低早在進入幼稚園前就已經註定。

谷斯基說，教育上的不平等不僅減損貧窮子弟出人頭地的機會，也影響了高階專業勞動力的供給。無數優秀頭腦遭到埋沒，等於人為限縮未來具科技專長潛力的人才庫。谷斯基說，結果將是「我們付給專業人才過高的薪酬」，而這對經濟有害。換句話說，高品質教育不夠普及，不只對東帕拉阿圖市的學生很糟，對不遠處設在全球最密集創新科技聚集地的那些公司，也很糟。
當然，診斷書不是藥方，呼籲改善受教機會說得簡單－－有誰會反對？但我們必須先認清這種革新本身的困難，並承認以往的努力都失敗了。要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良好教育，我們必須改革教育體系及經費來源。但要是家戶所得高低所造成的學業成就差異，確實造成了不平等，谷斯基擔心，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任由有幸享受良好教育的人占盡優勢，最後再對他們因而獲得的高收入課稅。這麼一來，他說，就像「事後貼上 OK 繃，沒有處理根本的癥結。」而且也會讓很多人感覺是賺來的錢被不公平地硬拿走。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追求人人有機會公平競爭，也可說是「各憑本事的不平等」，谷斯基認為，我們的就必須嘗試改革教學體系。

這就是「科技是否會導致不平等」為什麼問錯問題，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科技的進步對專業與非專業勞工間的需求消長產生了什麼影響，以及我們面對這樣的變化是否做出調整。當然，科技的快速變遷擴大了教育和專業技能的差異，而數位科技的興起甚至可能促成極端富裕的精英族群形成，但怪罪科技是沒有意義的，跟怪罪富人一樣沒意義，需要革新的是制度（包括但不只是學校）。專家建議了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改革，從提高最低薪資、加強就業保障到修改賦稅政策等等，不一而足。假如皮凱提的超級經理人理論沒錯，那我們還需要改良企業治理及監督機制，讓薪酬與管理績效更緊密掛勾。

但一開始，最好先著手了解癥結所在，及我們應該介意的原因。這也正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的寶貴之處。尤其是，這本書提醒我們由超級富豪組成的精英階層，會扭曲我們的政治發展，並啃蝕我們對公平的感覺。

在創造出一部分這種精英的科技業中，許多人肯定會忍不住猜想，我們的未來終究會像今天的矽谷，活躍的高科技推動經濟繁榮和財富不平等；或者如皮凱提預期的，更像法國，愈來愈以繼承財富為主。未來要是超級有錢人的財富，比多數人的雄心壯志占優勢，像矽谷這樣充滿創意與生產力的地方，會不會面臨消失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