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技術研究院

近年來臺灣產業面臨很大的挑戰，尤其資通訊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轉變、新興市場崛起的多重轉變之下，面臨很大的挑戰，未來面對總體經濟持續混沌不明，競爭將愈來愈激烈，於此關鍵時刻，臺灣應該朝什麼方向前進，正考驗著政府、法人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智慧。

要深入論述目前臺灣產業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得從1985年開始談起。1985年是臺灣產業發展的分水嶺，在此之前，臺灣處於傳統工業時代，大多數製造業以家庭組裝、簡單加工為主，而當1985年微軟推出Windows電腦（PC），個人電腦興起對製造業帶來很大的變革，臺灣因為跟上這波電腦產業的大浪潮，電子業快速起飛，整個臺灣展現前所未見的生命力，之後又面臨手機、物聯網時代的來臨，臺灣產業又面臨不同的挑戰，在每一個關鍵時刻，臺灣各界如何做出對的抉擇，深刻影響產業的發展。

不同階段　不同挑戰

綜觀1985年代開始後的30年，臺灣電子業發展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大約是1985～2000年期間，全球電腦產業蓬勃發展，這時期臺灣製造業進入效率至上階段，並藉由委託製造代工（OEM）、與委託設計製造（ODM），產業進入快速成長期，在發展最好的時間點，臺灣一個月可以生產1,250萬臺筆記型電腦，這段期間包括宏碁、神通、華碩等科技大廠，都以飛快的速度成長茁壯。

2000年之後，臺灣電子業發展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因為工資與土地成本大幅上漲，剛好中國大陸加速對外開放，因此許多電子業者如廣達、仁寶等，都陸續西進，一開始落腳廣東、深圳等長三角沿海地區，2010年重慶、成都等城市再以優惠措施鼓勵臺商往內陸移動。產業西移的過程，我稱這是臺灣對於中國大陸的「Outside-In」策略，即為了其廉價與豐富的勞動力而積極前往當地設廠，同時也分享一些當地市場的機會。

2007年iPhone出現一直到2015年期間，臺灣電子業又跟著全球科技產業的變化，進入新的階段，我稱之為智慧應用的快速發展期。這段期間，智慧行動平台逐漸主導世界，智慧應用愈來愈成熟，人們使用科技的能力也不斷進步，這使得以PC為根本的臺灣電子業，面臨很大的挑戰，如何因應，政府與產業界都還在努力。一直到今日，世界已經正式進入物聯網時代，整個產業又出現新的翻轉，不管是政府、工研院或產業界，都必須有跨界整合思維，採取新的對應策略，才能迎合新的時代。

政府推動產業的政策思維

首先來看政府應該如何看待臺灣主力產業與電子業的未來發展。目前新政府準備加強發展五大產業，其中一項產業是生物科技，在此我想談談發展電子產業與生物科技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電子業非寡占型產業，但生物科技比較容易變成寡占局面，這也導致兩者對於國家整體經濟與就業的發展，截然不同。

就電子業而言，因為不是寡占產業，整個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各自形成一個產業，從IC、面板、PCB、鍵盤、滑鼠……等，每一個領域都為臺灣帶來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當臺灣電子產業全面興起，龐大的電子供應鏈體系不僅帶動大量的就業機會，為許多人創造可觀的財富，甚至於也間接帶動其他產業的繁榮，物流運輸業就是其中之一。舉例來說，當年臺灣NB產業發展最好的時期，每月臺灣生產的NB多達1,250萬臺，這些筆電要往全球運送，便衍生出物流需求，如果以華航或長榮一架飛機可以裝載2.5萬臺筆電計算，當時光是運送筆電，臺灣一個月就需要500架飛機，可以想見，舉凡生產NB所需的零組件需求都納入，其背後衍生經濟加乘效益有多大。

顯而易見，過去臺灣電子業的蓬勃發展，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如今，回過頭來看政府準備加碼推動的生物科技產業，由於在生物科技領域，誰擁有最先進的技術，誰就可能獨占整個市場，因此產業帶起來之後，受益者可能侷限於少數人，這時候我們就應該思考，臺灣在推動生物科技產業時，是否能夠把整體產業效益，擴散到最多人身上，盡可能讓更多數的民眾受益。

當然，電子業是臺灣非常重要的產業，未來政府勢必也會多所著墨，只是，現階段電子產業環境與20～30年前大不同，過去臺灣是由上而下，政府帶頭推動產業政策，如今，全球電子產業發展已經非常成熟，政府當然已不能再採取由上而下的策略，推動產業繼續往前進。

最近政府提出臺灣產業應該打國家隊的策略思維，我認為政府在推動這項策略時，應該思考如何讓大廠如晶圓代工業的台積電、晶圓設計業的聯發科、晶圓封裝廠日月光、或是IC通路業者大聯大等，願意加入國家隊，才能讓電子產業的國家隊動得起來。

法人加速轉型　跨領域創新思維

政府之外，法人研究機構的角色扮演，也必須跟著產業的變化調整。我認為，臺灣應該效法韓國，對臺灣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等，提供超過90%的政府直接補貼，讓我國法人機構不需要有自負盈虧的壓力，才能更專注於高端技術研究，如此才能與大集團進行長期戰略合作，以具備高度互補的技術研發角色，持續為臺灣產業的注入源源不絕的技術能量。

再從另一層面來看，法人研究機構面對物聯網時代的來臨，必須進一步採取跨界整合的策略思維。以科技產業與觀光業的跨界整合為例，過去幾年，中國大陸不管是企業或觀光客，都大舉往海外走出去，光是觀光客一年來臺數量就將近1,000萬人，因此臺灣法人機構應該以「Inside-Out」的策略思維，思考如何利用龐大觀光客來臺的機會，行銷臺灣、開創產業商機。

舉例來說，面對蜂擁從中國大陸來的觀光客，臺灣如能把桃園國際機場打造成智慧物聯網實驗場域，即可變成面對中國大陸市場的行銷平台，以此為概念，桃園機場屋頂上的綠能建築，可以全部採用台達電或研華等廠商的綠色節能系統，藉以推廣我國智慧應用解決方案；當陸客入關之後，只要支付押金500～600元人民幣，便可取得一台華碩或宏碁的平板；此外，來臺旅遊的頻寬費用由中華電信與華碩等品牌商合作，讓陸客免費上網，再搭配臺灣新創公司開發的智慧旅遊平台，不僅可以達到同時行銷臺灣軟、硬體產品的效益，藉由平台串聯商圈，也可帶動更多的採購商機。

其實，上述商業模式只是一種可能，當物聯網時代來臨，臺灣應該思考如何從過去以生產製造為主的角度，轉而從創新商業模式出發，過程中當然也有賴法人研究機構的加速轉型，提供符合產業新階段需求的研發。

採取「技耕隊」模式　迎向新興市場

再來看產業如何因應變革。我認為臺灣電子產業現在應該正視：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成長趨緩，新興市場快速崛起等趨勢。目前，2015年印度智慧型手機銷售量超過一億支，如今印度是全球智慧型手機成長最快的地區，2017年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市場。

除了印度之外，全世界還有許多值得臺灣關注的地區，例如，距離我們非常近的菲律賓，2014年人口已經超過一億，是全球第12個人口破億的國家，該國一年智慧型手機需求應該在2,000萬支上下；還有越南人口也多達9,000多萬，手機普及率也快速提升；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Sub-Sahara）的8.3億人中，已經有6.9億名手機用戶，其中更有超過28%的用戶已經使用手機處理銀行帳戶，這些數據都顯示，臺灣不能再只是想著經營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市場，而是要加快腳步思考，如何利用新興市場開啟臺灣產業的縱深。

當印度、東南亞與非洲等新興市場快速起飛時，小米、聯想、華為都已積極卡位，這些中國大陸公司到了新興市場之後，必然得找合作夥伴，這時臺灣手機供應鏈廠商就應該思考，與中國大陸廠商之間的競合關係。

以與小米的競合為例，過去在中國大陸市場，小米手機都是由臺灣供應鏈廠商生產製造，如今，到了新興市場，小米是否還需要臺灣廠商生產其手機？而臺灣廠商又為什麼要繼續替小米生產？這些都是臺廠應該重新思考的問題，試著想想看，過去小米創辦人雷軍可以霸氣地說，小米手機可以不用錢。雷軍說這句話，是因為小米在中國大陸擁有三億個「米粉」，小米可以透過線上服務或電子商務獲利，所以能用極低價賣手機，但是在新興市場沒有龐大米粉支持的小米，顯然無法再用低價搶市。在新興市場，臺灣與中國大陸廠商將具備一樣的競爭條件，這時候臺廠應該思考：如何擺脫過去單向行銷的思考，採取新的策略搶進新興市場。

所謂新的策略，大家都在思考其模式為何，對此我認為，臺灣可以效法過去派遣「農耕隊」到非洲的作法。例如，1964～1966年中華民國派駐甘比亞的農耕隊，把臺灣種稻技術複製移植到當地，為當地帶來貢獻之際，也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時空來到今日，臺灣科技業或許也可以採取「技耕隊」的形式，派駐專業技術人員與團隊到菲律賓、越南、非洲等市場，在當地建立手機生產基地，而後臺灣透過提供零組件的模式，把臺灣的整個電子產業鏈帶到全球，開拓新商機，跳脫出口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現況。

綜觀來看，面對未來充滿無限可能的科技時代，未來所有的技術都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學習新技術的能力，因為在科技快速演進的今天，一個新技術還未成熟到可邁入商用化的階段時，就已經出現下一個技術取而代之。面對未來，臺灣真正要思考的問題，都必須圍繞著商業模式出發，才能開創新的格局，發展更美好的產業前景。